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原名直译为《诸国民之富的性质及其原因之研究》。自一七七六年出版以来，全世界的学术界，都曾赫然为所惊动。甚至于各国的支配者们，都相率奉之为圭臬。世界上每个大的或小的经济学家，都曾直挡或间接受其影响。对之推崇到无可进一步推崇，甚至于自命为斯密信徒的人们，亦会从中取出几个章句来批评；反之，对之批评到无可进一步批评，甚至于公然反对斯密主义的人们，亦莫不从中采纳几种意见，作为自己的根本思想。
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惊世之作
第一部系统伟大的经济学经典著作
经济学诞生的奠基之作
西方经济学的“圣经”
经济学的百科全书
经济巨人的理性之作，一读就令你恍然大悟的体系之书
《国富论》与《圣经》、《资本论》同为人类不朽的智慧宝典。

　　《国富论（套装上下册）》经过五年写作、三年修改，于1776年正式与读者见面。当时正值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国富论（套装上下册）》及时地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地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理论，提出了一套系统全面的经济学说。从作为国富基础的劳动，到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分工，再到分工带来的交换，交换带来的媒介——货币，再到商品的价格，以及构成价格的基本要素——工资、地租和利润，文中都有详细精辟的论述。该书反对政府干涉商业自由市场，提倡降低关税和自由贸易，奠定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理论基础，至今在世界上仍有着广泛的影响。

亚当·斯密，18世纪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1723年出生于苏格兰法夫郡(County Fife)的寇克卡迪(Kirkcaldy)。1723-1740年间，亚当·斯密在家乡苏格兰求学，在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完成拉丁语、希腊语、数学和伦理学等课程；1737年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哲学。 1740-1746年间，赴牛津大学(Colleges at Oxford)求学，但在牛津并未获得良好的教育，收获是大量阅读许多格拉斯哥大学缺乏的书籍。1750-1764年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授。还兼负责学校行政事务。这一时期，亚当·斯密于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获得学术界极高评价。而后于1768年开始着手著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1773年时认为《国富论》己基本完成，但亚当·斯密多花三年时间润饰此书，1776年3月此书出版后引起大众广泛的讨论。影响所及除了英国本地。连欧洲大陆和美洲也为之疯狂。因此世人尊称亚当·斯密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和“自由企业的守护神”。1778-1790年间亚当·斯密与母亲和阿姨在爱丁堡定居，1787年被选为格拉斯哥大学荣誉校长，也被任命为苏格兰的海关和盐税专员。1784年斯密出席格拉斯哥大学校长任命仪式，因亚当·斯密之母于1785年5月去世所以迟未上任。1787年他才担任校长职位至1789年。亚当斯密在去世前将自己的手稿全数销毁，于1790年7月17日与世长辞。享年67岁。

上卷目次
序论及全书设计
第一篇 论劳动生产力改良的各种原因，并论劳动生产物依照来分配给人民各阶级的自然秩序
第一章 论分工
第二章 论分工原理
第三章 论分工受限制于市场的范围
第四章 论货币的起源及其使用
第五章 论商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或其劳动价格与货币价格
第六章 论商品价格的构成部分
第七章 论商品的自?价格与市场价格
第八章 劳动王资论
第九章 资本利润论
第十章 论劳动与资本因用途不同王资与利润亦不均等
第一节 基因于职业本身性质的不均等
第二节 基因于欧洲政策的不均等
第十一章 土地地租论
第一节 论时常发生地租的土地生产物
第二节 论有时发生有时不发生地租的土地生产物
第三节 论常生地租的生产物与不常生地租的生产物二者价值比例之变动
旁论最近四世纪银价之变动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金银价值比例的变动
怀疑银价今犹继续跌落的根据
社会治化改进及于三种原生产物之影响各异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关于银价变动的结论
改良的进步对于制造品真实价格的影响
本章的结论
第二篇 论资财之性质，蓄积与使用
序论
第一章 论资财的划分
第二章 视货币为社会总资财之一支而论述之，并论国民资本之维持费
第三章 论资本蓄积，并论生产的和不生产的劳动
第四章 论借放利息的资财
第五章 论各种资本用途
第三篇 诸国民之富的进步
下卷目次
序论
第四篇 论政治经济学上诸体系
第五篇 论君主或国家之收入

　　第一篇　论劳动生产力改良的各种原因，并论劳动生产物依照来分配给人民各阶级的自然秩序
　　第一章 论分工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良，以及在任何处指导劳动或应用劳动时所用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的大部分，都是分工的结果。
　　考察分工在某特殊制造业上如何发生作用，就更容易了解分工在社会一般业务上的结果。依照一般的设想，分工是最完全地实行在某些极不重要的制造业上，要是说不重要的制造业比其他更重要的制造业有较为周密的分工，那大概不全是事实，但这些不重要的制造业，因为只供给少数人的少量需要，所以全部王人为数必然是很小的。被使用在工作各不同部门的人往往集合在同一施工所（work house）内，观察者可以一览无遗。反之，那些大制造业因为必须供给多数人的大量需要，所以王作各不同部门，都雇有许多工人，要把他们全体集合在一个施工所内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容易同时看见一个部门以上的王。这种大制造业，实际上，尽管比那些小制造业，把作业分成更多得多的部分，但王作的划分不能那样一览无遗，从而也更不为人所留意。
　　针制造业，是一种极微小的制造业。它的分王，曾屡为世人所注意，所以就把它当作例来说罢。分工已经使针的制造成为一种特殊的职业。一个工人，如果没有受过这种职业的训练，是不知怎样使用这职业上使用的机器的（引起这种机器的发明的，也怕是同样的分工），纵令竭力工作，也许一日也不能造成一枚，要是说二十枚，那就决然是不可能了。但按照职业现在的方法，则不但这全部作业已经成为一种特殊职业，且它还分成若千部门，其中大多数也同样是特殊的职业。计抽线者一人，直者一人，截者一人，磋锋者一人，钻鼻者又一人。但要钻鼻，已须有二三种不同的工作．搓之使利，擦之使白，乃至以针刺于纸上的王作，都成了一种职业。这样，制针的重要作业，就分成了大约十八种操作。有些制造厂，这十八种操作是分别由不同的职工去担任的，虽然在别的制造厂内同一个人有时会兼任二三门。我看见这样一个小制造厂，其内只雇用十个王人，其中有些人要做两三种不同的操作．但是尽管他们连必要的机器设备也不完备，但他们只要勤勉努力，一日也能成针大约十二磅？每磅合中等针四千枚以上。这十个工人，每日可以成针四万八千枚以上，一人一日，可以成针四万八千枚的十分之一。那就可以说是每人每日成针四千八百枚。如果他们分別地独立地工作，其中任何人都不熟习一种特殊业务，那么，他们不论是谁，漫说一日二十枚，就连一枚也会制不成。他们不独不能造出今日由适当分工和不同操作的结合，而有可能制成的数量的二百四十分之一，四千八百分之一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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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序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原名应直译为《诸国民之富的性质及其原因之研究》。自一七七六年出版以来，全世界的学术界，都曾赫然为之惊动。甚至于各国的支配者们，都相率奉之为圭臬。世界上每个大的或小的经济学家，都曾直接或间接受其影响。对之推崇到无可进一步推崇，甚至于自命为斯密信徒的人们，亦会从中取出几个章句来批评；反之，对之批评到无可进一步批评，甚至于公然揭出反斯密主义的人们，亦莫不从中采纳几种意见，作为自己的根本思想。规模如此宏大，论点如此广博，议论如此畅达，文章如此明朗，然不时亦会露出几个贻人指摘的自相矛盾的漏洞的《国富论》，就这样奠定了经济学的基础。

这部大著，就连在今日中国，亦是一部用不着介绍的经济学上的名著了。三十年前出版的严几道先生的改名为《原富》的那个译本，虽则因为文字过于深奥，删节过于其分，已经不易从此窥知原著的真面目，但终不失为中国翻译界的一颗奇星。仿佛听见前辈说，在科举快要废止的那几年，投考的秀才举人，只要从《原富》引用一句两句，就会得自命维新的主考人的青眼，而高高的挂名于金榜。

对于一部如此伟大，又曾经被一位如此伟大的译者译过一次的《国富论》，我们今日再取来重译一遍，也许会被义正辞严的批评家们斥为狂妄吧。但若中国的研究者甚而常识家乐于阅读这一个译本的话，我们就愿拿下面几段话，作为他一个臂助。

亚当·斯密（Adam?Smith）生于一七二三年六月五日苏格兰之基尔克加特（Kirkcaldy）。先后入格拉斯哥大学及牛津巴里奥学院。他在学生时代，喜欢读数学、自然哲学、政治史那一类的书。一七五一年，任格拉斯哥大学的论理学助教授；一七五二年升任道德哲学教授，很得学生的称誉，而闻名于格拉斯哥。任教授时，着手著《道德学体系》，一七五九年出版《道德感情的学说》，便是其中计划的一部。他在这时候结识了一位大思想家休谟氏作终身朋友，怕是当时最值得注意的一件事了。休谟氏著《政治论集》，于斯密思想，有极大的影响。

一七六三年，斯密到大陆去游历，在法国又结识了杜尔阁及当时法国思想界诸激进分子。他思想中的重农主义要素，便是当时受得的影响。

一七六六年，他回到伦敦。此后十年，便和他的母亲一块住在故乡，专心著作。他的大著《诸国民之富的性质及其原因之研究》，就是这时完成，而于一七七六年公于世间的。一七七八年，他曾被任为苏格兰海关税务司长。一七八四年，他母亲逝世了。一七九○年七月，他自己亦在“成绩太少”的叹声中长逝。

斯密一生是很幸运的。他能在他未死之前，看见他的著作在社会上的成果。《国富论》的公表迄于他的死，其间不过十五年罢了，但他理论中的重要主张，便实现了不少。

他那种幸运，将依如何的事实而说明呢？

他那个时代，正是制造家资本阶级以急速的速度发展其财富，并从而取得政治支配权的时代。他是制造业颇为旺盛的格拉斯哥的大学教授，所以，他不知不觉，便作了这个当时尚为新兴的阶级的代言人了。他书中虽有不少处所，痛责工商阶级对于自身利害关系的无知，但他的全部理论，终不免作了这种利害关系的说明。他所提议的永劫不移的功利主义的原理，其实只是人类进化过程中一个阶段的原理；他所提议的自然的自由制度，其实只是社会上一小部分人投资的自由制度；他的乐观思想，只代表了资本主义发达初期特有的朝气。

研究方法中的批评的要素，乃是一切研究者应有的修养。本书的读者，将视此为永劫不移的经典呢，抑将视此为人类智慧在特殊时代的最光荣的成果呢？我们所极盼于读者的，是各有一个敏锐的批评的眼光。

这部书，决不是难读的。但在翻译的时候，译者却特别感到一种困难，那就是有些名词的意义颇为含混。例如，industry、trade、stock、employment 那一类的字，意义就往往这里和那里略为不同，所以，没有办法，只好按照意思，把它们译成各式各样的字。又如，价值一词，在经济学上，早已成为特殊名词，但他却往往把这一个字用在别样的意义上。劳动一词，有时与工资的意义相混。manufacturer 一字，有时指制造家，但有时又泛指制造业工人。farmer 一字，有时指农业家，但有时又泛指一般在农业上做事的人。workmen 一字，有时指劳动者，但有时又兼指一般投资营业的人。

还有些地方，作者喜欢加上 annual 一个形容词。于是，有annual?produce（年产物）、annual?revenue（年收入）、annual?labor（年劳动），还有许多其他地方，都附有这样的形式。这显示了斯密氏曾如何受重农学派的影响。但我们译的时候，往往因顾念行文的便利，把它译成“常年的”、“年年的”、“每年的”那一类的字眼。

关于这个译本的译事，我们自问是颇为小心谨慎的。但因规模太大了，或尚不免有不少译得不很妥当的地方，那只有待再版时尽量改正了。

这个译本是我们第二次的合作（第一篇第五篇亚南译，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大力译）。译的时候，我们随时互相商量；译成以后，又交换审查了一遍。我们自然高兴对于全书每一部分，负起连带的责任。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日

序论及全书设计

一个国家常年的劳动，是这样的一个基金，它原始地供给这个国家每年消费的全部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而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总是由这个劳动的直接生产物，或是由用这类生产物从其他国家购得的物品构成。

一个国家对于它所需要的一切必需品和便利品，就看这个产物或用这个生产物购得的物品对消费者的人数持有更大的或更小的比例，而或是更好或是更坏地得到供给。

但就每一个国家来说，这个比例都必须受支配于两种不同的事情。第一，是它的劳动通常是用怎样的熟练，用怎样的技巧，用怎样的判断力来应用；其次，是被雇用在有用劳动上的人数和不被雇用在有用劳动上的人数，成什么比例。不管一个国家有怎样的土壤气候或领土面积，它的常年供给的丰啬，在这个特殊的地位上，总是取决于这两种事情。

这个供给的丰啬，在这两种事情中，取决于前一种事情的比之取决于后一种事情的，似乎较多。在未开化的渔猎民族间，每一个能够工作的人，都多少会被雇用在有用的劳动上，尽其所能，以生活上的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给于自身，或供给于他家族内或部落内因过于老幼病弱而不能出去渔猎的人。但这样的国家是极其贫乏的，以致仅因为贫乏的缘故，迫不得已，或者至少是觉得迫不得已，有时竟忍心直接去损害他们的幼儿、他们的亲人或沾染痼疾的人，有时则把他们遗弃，让他们饿死，或被野兽吃掉。反之，在文明富庶的国家，虽然，有许多人全然不从事工作，其中许多人往往比大多数从事工作的人，会消费十倍那样多乃至百倍那样多的劳动的生产物，但因社会全部劳动的生产物极丰之故，以致一切人都常常有丰富的供给，以致最下等最贫穷的劳动者，也只要他是节省的勤劳的，就能比任何一个未开化人享受到更大一份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

劳动生产力这种改良的原因，以及这个生产物在社会各个阶级各个状况的人之间自然而然地依照来实行分配的次序，就是本篇第一篇的主题。

不管在一个国家，实际上是用怎样的熟练，怎样的技巧，怎样的判断力来应用，只要这个状态继续下去，它的常年供给的丰啬，就取决于常年被雇用在有用劳动上的人数，对不被这样使用的人数，持有怎样的比例。以后会看到，有用的生产的劳动者人数无论在何处，总是看有多大的资本被使用来推动他们去工作，它这样被使用时，又采取什么特殊的方法。所以第二篇就要讨论资本财的性质，讨论资本渐次积累的方法，讨论因为资本使用的方法不同，被推动的劳动量也不一样。

劳动运用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已有相当进步的诸国，对于劳动的一般的支配和指导，持有极不相同的计划。这些计划，对于一国生产物的增大，并不是同样有利的。有些国家的政策，特别奖励农村的产业；别一些国家的政策，却特别奖励城市的产业。不偏不倚地同样看待各种产业的国家，怕还是没有的。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的政策更有利于工艺、制造业、商业，即城市的产业，而更不利于农业，即农村的产业。本书第三篇，就要说明，是些什么情形使这种政策发生而至确立。

这各种计划最初也许由特殊阶级的私人利益和偏见出发，而不曾顾及或预料这各种计划，将如何影响社会的全般福利。可是，这些计划后来却惹起了极不相同的经济学说。其中，有的人力说城市产业重要；有的人则力说农村产业重要。这些学说，不仅对于学者们的意见产生了大的影响，而且左右着各国王公的政治行动。我在本书第四篇曾尽我所能，充分明确地解说这种种学说，并解说它们在各个时代各个国家已经生出了什么主要的结果。

本书前四篇的目的，就在于说明人民大集团的收入是怎样构成的，并说明各时代各国家逐年消费所征出的基金的性质。第五篇即最后一篇讨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在这篇，我要努力说明：第一，什么是君主或国家的必要经费，其中哪一些应该出自全社会一般的赋税，哪一些只应该出自社会上特殊的阶级或特殊的人员；第二，有哪一些方法使全社会来负担那些应该由全社会负担的费用，是怎样征集的，这各种方法又有什么重要的利弊；第三，为什么几乎近代各国政府，都惯常把这个收入的某些部分作为债务的担保或订约借债，并且这种债务对于现实的财富，对于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生产物，又有什么影响。